心学大师：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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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王守仁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所以，他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由此，王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答储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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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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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关注这位大师。


呃，据说很多小说家都不敢写关于他的事儿，啧啧，因为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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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传习录》（节选）  

    作者及作品简介A B《传习录》作者王守仁（1472—1528）  

    ，字伯安，号阳明，浙江省余姚（今绍兴地区余姚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我国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守仁青年时代就关注北方边境的安全，28岁中进士后，向明孝宗皇帝疏陈边务八条，建议加强北方防务，不久，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又改任为兵部主事。他35岁那年，宦官头子刘瑾胡作非为，迫害朝臣，他上书相救，结果被打了40廷杖，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公路站长）。  

    4年以后，升为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以后调回朝中，任过吏部主事、吏部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后又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积极镇【王守仁】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1519年（正德十四年）  

    ，又平定了明宗室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并没有因这次大功而受到皇室的信任和封赏。王守仁50岁时，才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没有赴任，又授予光禄大夫上柱国的虚衔和新建伯的封号。嘉靖七年，广西一带傜、僮等少数民族起义，王守仁接受朝廷命令前去镇【王守仁】压。他采用剿  

-- 476【王守仁】  

    864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抚并用的策略，迅速扑灭了这次农民起义，在回军的路上病死，终年57岁。他利用军政余暇，从事讲学活动，从学者甚众。因此，他的学说在晚明时期影响很大，形成了阳明学派。  

    王守仁生活在明朝中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大量的土地被皇室、官僚所占有，沉重的赋税转移到农民头上，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破产流亡，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社会基本矛盾引发下，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  

    上述被王守仁所镇【王守仁】压的农民【王守仁】运动及少数民族的起义和所平定的宁王叛乱，都说明了明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王守仁力图把明王朝从危机中挽救过来，为此，他除了亲自带兵镇【王守仁】压起义、平定叛乱以外，还进行了如何“破心中贼”的理论探讨。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朱熹的学说被官方奉为正统思想，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溺于所谓训诂词章之学，把朱熹的学说当成猎获名利的工具。许多学者、理学家由于受朱熹的影响，在知行观上认为必须先知然后才能行，于是只在讲习讨论上作“知”的功夫，说“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王守仁认为，人们追逐名利，对于消除统治者内部的互相倾压与缓和统治者和农民的阶级矛盾都是不利的。他总结思想统治的经验，从心物关系、心理关系和知行关系问题上，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是导致知行分离的理论基础；朱的“即物穷理”之说，只能约束行为外表，不能钳制思想动机。他以铲除人们的叛逆和不守本分的心理为目的，继承了孟子的“良知”学说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批判朱熹的“理  

-- 477  

    中国哲学名著选读96【王守仁】4  

    学“。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其影响不仅在当时很大，而且几乎动摇了程朱理学作为后期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左右了思想界长达一百多年之久，它还影响到我国近代及朝鲜、日本等东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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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著作，后人编辑为《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  

    其中《传习录》上、中、下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1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阳明全集》（全二册）  

    ，这里的选文即依据此书。  

    原文A B爱曰①：“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②，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④’。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  

    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  

    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  

-- 478  

    074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  

    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  

    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  

    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  

    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  

    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⑤，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某今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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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幼名云，5岁时改名守仁。出生在余姚，10岁时随父迁绍兴城内光相桥定居。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六年(1527)隐居期间，因筑室会稽宛委山阳明洞修身养性，并在城内设帐讲学，学者多称阳明先生。王守仁从小接受严格儒学教育，15岁游览居庸关、山海关等山川形胜，17岁至江西上饶谒见理学家娄谅，听讲朱熹格物之学。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对兵家武事莫不精究。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御史戴铣等上疏论时事下狱，时太监刘瑾专权，陷害忠良。王守仁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铣等，受廷杖，谪贵州龙场驿丞。期间，潜心理学，形成“致良知”之说，成《瘗旅文》。正德四年，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影响逐渐扩大。正德五年刘瑾伏诛，出任江西庐陵知县。十一年擢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康、赣州，福建汀州、漳州等处。十二年，在江西行“十家牌法”，统兵剿灭大帽、大庾、横水、左溪诸军；十三年，破浰头寨、九连山等军。十四年，宁王宸濠叛于江西南昌，杀江西巡抚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陷南昌、九江，围安庆。王守仁统率南赣兵30万讨宁王，克南昌。宸濠还救，兵败被俘。因宦官张忠等谗言，平叛非但无功，反而获咎。世宗继位，授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现市区上大路假山弄有王守仁伯府遗址。

    正德十六年，因父老且病上疏归省。明年丁父忧，辟稽山书院，招收绍属八邑及湖广、直隶、南赣等地300余人入学听讲，绍兴知府南大吉也拜在门下。嘉靖四年(1525)，服满，御史交章论荐，皆不报。五年，门人日增，又在城西光相桥之东立阳明书院，提倡“心学”，称“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因而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故其学一度风靡于南北二都，学者翕然信从。还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主张教育儿童要顺应其性情，反对强迫、惩罚，“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嘉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诏守仁以原官，赐铁券岁禄，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抚剿广西田州等地少数民族起义；七年，招降田州卢苏、王受等，即以降人攻破断藤峡八寨之瑶、壮等族起义军。是年冬，守仁病甚，疏乞骸骨，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57岁，归葬于山阴西南花街洪溪(今兰亭镇花街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隆庆(1567～1572)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王守仁墓于1991年由日本“王学”研究者出资日元300万重修，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王守仁学宗陆九渊。现存《王文成公全书》38卷。其中《传习录》、《大学问》为其主要哲学著作，世称陆王心学，或称“阳明学”。约在明代中期以后，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颇有国际影响。《明史》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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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既能建立卓著功勋，又能创立不朽学术者，并不多见，王守仁就是这样一位体现儒家最高政治境界即“内圣外王”的文武全才。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将其称为立德 、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并不为过。

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幼名云，五岁更名守仁。曾因在贵州龙冈山阳明洞悟道讲学而名闻天下，世称阳明先生。他出身书香世家，28岁中进士后，担任刑部、兵部主事。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一度专权乱政，王守仁挺身疏救被捕的20余位言官，惹怒刘瑾，被廷杖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被诛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先后担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封新建伯。宦海沉浮和生活磨炼对他感悟人生、认识社会和创建并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王守仁生活在朱元璋建明后一个半世纪左右的社会，历经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帝。在这一时期，明代政治与社会在守成中纲纪废弛，政治腐败，人心涣散，乱象环生。明武宗正德时期更是各类矛盾的多发期，民众的武装反抗和王室的叛乱此起彼伏。正德十四年(1519)，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反叛，试图取代武宗。对宸濠的不轨之心，王守仁早有察觉，并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其举兵叛乱时，王守仁迅速出兵，消灭了宸濠的有生力量，并生擒宸濠，很快平定了乱局。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田土司叛乱，王守仁临危受命，前去平定。在了解乱因后，未用一卒一兵，便招抚了反叛者。次年，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土著居民的叛乱。在明代多事之秋，王守仁以其卓越的才能为明朝的政治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明史·王守仁传》对其作出高度褒扬而又中肯的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当然，治国、平天下不能全赖武力。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王守仁更加关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稳定和政治清明的问题。在他看来，政治的清明主要取决于大小官吏能否忠于国家和勤政守职，故极力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认为:“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 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下同此书者只标卷数)在穷尽天理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为政处世的能力，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目标 ，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世人传递这一理念。这是王守仁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在统治秩序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确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并宣称:“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业。”(卷4《与杨仕德薛尚谦》)他吸收各家学术之精华，创建出一套知行合一的“心学”体系，以期解决朱熹理学与现实相脱离的弊端，将儒家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真正落到实处，使人人能够成为“良善之人”。

王守仁的心学亦称为良知之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心即理，或心外无理。朱熹以理为本，认为“天理”是一种在人心之外存在的客观原理，并以理的普遍性来规定人的个体性，其实践的结果是天理与人心的分离，即被天理主宰下的人的自主性的丧失。王守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以心为本的主张。他所说的“心”不是指生理上的血肉之物，而是指主体的个体意识，即“心”既是人的身体主宰，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理”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源于人的本心。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卷2《答顾东桥书》)并鲜明地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卷1《传习录上》)心与理的统一是王守仁心学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思维路径。

第二，知行合一。针对前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观点，王守仁从心与理的统一出发，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他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不能分离的整体，是动态的转化过程。他明确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卷1《传习录上》)这样，人的道德必须表现为行为，即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必须统一。他认为周代之后，“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卷8《书林司训卷》)他对这种虚伪欺诈深恶痛绝，故全力倡导知行合一，他反对空论，提倡躬行；反对邪说，提倡正心；反对私欲，提倡良知。

第三，致良知。在亲身感受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党同伐异的同时，王守仁深切认识到用传统伦理约束人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论圣人、庶民，还是强盗，人人都有良知。在他看来，良知就是天理。他说:“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卷3《传习录下》)他认为致良知的关键在于扫除私欲，一个人穷理、知天的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卷1《传习录上》)致良知是王守仁知行合一学说的进一步深化，是其心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16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封闭的小农社会，面对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王守仁试图从道德精神层面化解危机。尽管这种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因其学说简便易行，突出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否定用外在的天理来管束人心，故能被大众所接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对程朱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后世的人们从不同时代出发，对其思想进行各自的解读，并不断从中吸收营养。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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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洲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心之用，知善知恶者良知，为善去恶者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第一：成大业者一定要执着。

王守仁初入江湖，就得罪了当权大太监刘瑾，被发配到当时被苗人占领的荒蛮之地——贵州，连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段时间堪称是王守仁人生的最低谷，他在荒山中思考了整整三年，希望寻找到世间的真理，也就是传说中的道。

最终他开悟了，获知了人生智慧的终极答案：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则是圣贤之道。这个“道”通俗点说，世间的道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比较类似。所谓万法自然，当我们的心不再囿于世间事物的牵绊的时候，就会随心而行，按照自然应有的规律，见招拆招。王守仁的这番经历告诉我们，人被逼到绝境时，将能丢掉的东西都丢掉的时候，就有了机会运用全部的精力去追寻对最重要的事物。

第二：搭建人脉、善用小人。
初出茅庐就被小人陷害，王守仁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开始注意在朝廷中建立自己的各色人脉体系。和其他仁人志士不同的是，王守仁在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并不局限于老祖宗一贯强调的忠奸两个战壕。以拍马屁著称的兵部尚书王琼，天天陪着皇上吃喝玩乐而得宠的太监张永，都在适当的时机被王守仁拉为同盟。王守仁看清这些人所需要的真正利益，当他发现与自己所寻求的大义相比，小人所需要的实际利益并非大碍时，王守仁就会选择利益交换，与这些小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盟友。

他会将平定叛军的巨大政绩拱手让给皇帝身边的当红太监张永，以换取一方百姓再不受战乱之苦；他本可以用藩王手中长长的受贿名单将不停陷害自己的佞臣置于死地，但为了避免朝廷再一场的血雨腥风，他将手中的第一手证物付之一炬。各种紧要关头，多亏为众人不屑的小人在皇上耳边煽风点火、为王守仁通风报信，才能让他化险为夷。认清人的多面性，选取其有利的一面为我所用，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第三：知己知彼、棋高一招。

王守仁重出江湖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如：江西剿匪，宁王叛乱。而其所向披靡的作战经验总结下来就是用比土匪更为老辣的方式对付土匪。王守仁绝不迂腐，在战争中，欺骗、耍诈、挑拨离间、恐吓威胁、连坐处罚，各种手段无一不用。做到他这一步着实不易，需要土匪叛军惯使的各种手段一一钻研透彻，而且要比土匪叛军的造诣更为高深，才能将这些手段运用的更为巧妙。而且一旦出手，就让对手绝无反击的机会。

明朝300年手段比王守仁更高明的人一定还有，然而，名垂千古的明朝第一牛人，非其莫属。他的生存智慧，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各种关系中的职场人士，是不是也有些启发意义呢。（网络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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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王守仁从他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毁誉参半。同时代人指责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却又不能不承认他事功卓著。今人说他承朱学之微而鼓吹心学，以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统治者另谋思想统治的出路，却又不能不承认王学的内在积极因素；抨击他镇压江西的民众运动，推行保甲法，强化明朝统治，又不能不承认他虑事的深远和办事的干练非一般士大夫可比。本文试图从王守仁的政治活动中提取几个片断，来看看这位心学大师的独特个性。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对王守仁来说是带有决定性的时刻。明武宗朱厚照是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君主，他继位时刚刚１６岁，聪明机警，生性好动，既不喜欢呆在宫廷听翰林官宣讲那些先圣明君的陈词滥调，也讨厌装模作样听大臣们喋喋不休地陈述那些他听不明白的国计民生，却喜欢和御马监勇士们一起舞枪弄棒、斗狠角力，喜欢在小内使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嘻戏游宴。对此，外廷官员们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武宗的几个亲信宦官——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宦官其实是抨击皇帝的斗争。斗争结果是外廷文官集团的惨败：内阁三位大学士，除“依违其间”的李东阳外，刘健、谢迁被迫致仕，户部尚书韩文被革职，南北两京上疏声援的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受到杖责。
　　王守仁这时是兵部主事，他认为上疏言事是科道的职责，朝廷不该因言事而杖责科道官，于是“抗章直言”，却也遭到廷杖四十的责罚，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重。
　　可谁也想不到，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龙场驿丞竟在荒蛮之地悟出了一个震撼当世的格物道理，开创了影响中国历史达数百年之久的王守仁心学。
　　江右王门的著名人物罗洪先对王守仁的“龙场悟道”作了这样的解释：
　　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期夕惴揣，既无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王文成公全书》卷 ３５《年谱》四附）
　　这种分析虽合乎情理，但客观环境还不能代替王守仁的个性。在王守仁疏救的科道官中，有的伤重而亡，有的贬谪后复官，但没见哪一位在逆境中有何创见。只有王守仁把挨杖、贬官抛到脑后，自行去“悟道”。挨了四十杖，就算对得住君父，至于为尧舜还是为桀纣，于我何干！
　　据钱德洪《王公年谱》和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在王被贬出京师、谪赴贵州的路上，刘瑾曾派人眼踪，准备途中行刺，王守仁却“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如果属实，那就更可见王守仁的个性非比一般。不管在“投水”之前他有无思想准备，其潜在意识却无疑是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迂腐观念的蔑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王守仁也许就到不了龙场驿，更不要说在那万里绝域去悟什么格物致知之道。
　　刘瑾的倒台，给王守仁的仕途带来了转机，一年之内由庐陵知县升授刑部主事、调吏部主事、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到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已是巡抚南赣汀漳右副都御史。
　　这年六月，王守仁受命到福建去勘察兵变，行至丰城，却从知县顾佖处得知宁王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的消息，立即返回吉安，和吉发知府伍文定等发兵征讨。今天我们从《明史》看到这一记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想法，王守仁身为封疆大吏，得知宁府反叛，理应讨伐。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从洪武三年０３７０）明太祖惩宋元之孤立而分封诸王以后，大臣中凡是论及削藩及参与皇室权力斗争的，大多没有好结果。首先反对分封的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所上奏疏义正辞严，合情合理，却被明太祖认为是“离间”其骨肉，下狱而死。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练子宁在成祖即位后都被灭族。解缙只是议论了汉王高煦夺嫡一事，就身死家破。宣德元年（１４２６），高煦叛乱，大学士杨荣请宣宗亲征，宣宗面有难色。户部尚书夏原吉当即指出：“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明史·夏原吉传》）当时高煦叛乱已为朝廷确认，受命出征的将领尚且畏畏缩缩，可见宗室问题的敏感性。
　　据嘉靖时历任过都御史、刑部尚书的郑晓回忆：“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王守仁）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卷４）各路羽书不敢明言宁王谋反，一是情况不明，未敢贸然张皇，徒取奇祸，二是当时朝纲紊乱，宁王谋事已非一日，同党甚多，万一成为燕王第二，岂不断了退路？王守仁敢于明言宁王谋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宣称“钦奉密旨，会兵征讨”，完全不留回旋余地。所以郑晓认为，此举实是“不顾九族祸”，比起那些命下色变的将领，其气势与义无反顾，自不可同日而语。
　　武宗朱厚照得知庚源起兵，不仅不感到震惊，反倒异常兴奋，觉得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率领京军边卫健卒数万人兼程南下，决心效法太祖高皇帝，要与宸臻在翻阳湖大战一场。但刚到琢州，王守仁在樵舍擒获宸源的捷报就到了。武宗见报，大为扫兴。他将捷报搁在一边，继续南下，并命安边伯许泰、提督军务太监张忠等领京军直趋南昌。许、张二人为迎合武宗好斗喜胜的脾气，让王守仁将宸濠放了，好让武宗亲自尝尝打仗擒俘的滋味。王守仁却先行将宸濠押往玉山。一面说服甚有权势的太监张永，请他劝武宗不要南下江西，一面又重写一份告捷文书，说是遵照“威武大将军”早已定下的方略，才一举讨平叛乱，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这种做法，在一般士大夫看来是有失体统的，但在王守仁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江西免遭踩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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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宗即位后，封王守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但由于官场中的倾轧和派系斗争，王守仁没有能进入最高决策圈，却被派到两广去镇压土司叛乱及瑶民闹事。经过几番征战、几度安抚，终于事平乱定，却被政敌指责为“征抚交失”，赏格不行。
　　这时的王守仁，已是重病缠身，他不能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上疏要求辞职，并推荐郧阳巡抚林富自代，这本来已经有点意气用事了，但他仍不解气，不等朝廷批文下来，自行离任而去。不过，他并没有能够回到故乡余姚，才到江西南安，就病逝了。
　　王守仁死后，大学士桂尊劾其擅离职守。明世宗认为王守仁不待批复自行离任是蔑视朝廷，让廷臣议罪。廷议的结论是：（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高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明史·王守仁传》）如果剔除其中的攻击成分，倒是很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守仁确实是“事不师古，言不称师”，却也事出有因。《明儒学案》说他“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卷十《姚江学案》）如果称师，孔孟韩欧程朱佛老皆为师。王守仁不像有些读书人那样只尊一师，死守师门，而是博采众说，皆为我用，以“我”为中心，开创王门心学。有人指责王守仁受陈献章高足湛若水影响却一生不言及陈献章，黄宗羲也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陈献章）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关于这桩公案，人们已经议论了数百年，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王守仁个性的一个侧面，那就是立意标新，羞为人后。事实上，白沙、姚江二说虽颇相近，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王守仁拜倒在白沙门下，不仅不可能出现风靡数代的王学，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王守仁也当大为逊色。正是因为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提倡独立思考，并且身体力行，才使自己成为雄视千古的思想大师和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同时，也使王学中不但出现了王畿那样的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家，罗洪先那样不名一师、学贯古今的学问家，还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乃至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家。
　　明代学者王世贞对王守仁作了这样的评述：“吾时时见守仁乡人及其行兵地，道守仁智不可测如神云。……其说固未尽合朱氏，然亦洒然可喜，所自得深奥矣。学者又加甚焉，分门植党，以为胜朱氏。然此非守仁罪也。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难矣。”（《国榷》卷五四）王世贞的议论从客观主义的角度为王守仁开脱，认为王学后来出现的所谓“流弊”与王守仁本身无关，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管王学“流弊”多深，也不管是王门学者中的“才美者”还是“庸鄙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守仁和王学的特有个性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王世贞所说的：“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王守仁的个性：“豪迈不羁”。前面已经提到，无论从王守仁的事功，还是从他的学说的内在精神，或者从他与明政府的关系，都可以看到这一个性在起作用。
　　王守仁的个性，既是他在游学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历练而成，也是明代士风熏染的结果。
　　明太祖惩元代宽纵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极端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也造成了一代严峻的政治形势。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却时常意气用事，喜欢和士大夫争个是非曲直，一旦理亏，或欣然认错，或廷杖相加。这种作风我们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宪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样一来，在士大夫中逐渐养成了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历代罕见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觉得风光，名气也就越大。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士大夫中的讲学辩驳之风日盛，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了自由轻松的气息。到王守仁时代，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杨慎以他的诗、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们的书、画，向时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独特个性，并在哲学领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从而对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产生重大的影响。（网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