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持久

聚焦生物 · 发表于 2009-11-11 04:39:30

这位放弃了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回到清华任职的“大牛”科学家说：“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但他对前景并未担忧，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他评价是：“还行”，他给自己打了80分。

提名施一公作为青年领袖时，编辑很吃惊，“他不是成名已久了吗？”但这个人又确实年轻，1967年出生，金牛座，42岁。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1989年，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时获得保罗鄂立信基础科学研究奖(Paul Ehrlich Research Award in Basic Science)；1998年开始，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然后，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又过了两年，到了2003年，他被聘为正教授，36岁，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聘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次年入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员。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同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并谢绝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邀请。BBS上，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通常是两个字：“大牛”。
调亡与生长
1991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你们应该关注一下。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但研究调亡的人还很少。其实，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
施一公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细胞调亡”的研究。
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因而，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细胞凋亡，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在生物发育过程中，某些细胞必须死亡——紧缩，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被周围的细胞吞噬、清除。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
丧失了这种调亡机制，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无限制地增殖，这种“永生化”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言是致命的。博士后时，导师是研究癌症的，主要在研究“癌症抑制因子。”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比如：p53基因，“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
1998年初，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2000年左右，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对一种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从一定意义上即致癌因子，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让癌细胞“自杀”。施一公做了个手势：“负负得正”。
最终，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据介绍，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anyway（无论如何），不要非得去计划什么东西。”
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施一公很高兴，但忘不了补充几句：“我以前从没想过如何把我的发现转化成生产力。我是做基础研究的，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破译生命过程的机制与机理，其中的重大发现往往会与疾病相关。现代分子制药的源头就是尖端生命科学的研究。”
他说，“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或者生产新药，能拿专利、赚钱的东西去研究。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因为很多科学发现，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而是在兴趣产生的研究中，有意无意才发现的。而这些发现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
“anyway（无论如何），不要非得去计划什么东西。”
下午3点，阳光很好，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
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条待客的沙发，两个书柜。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可以随时很方便地“跟学生说话”。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是个紧急淋浴喷头，“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
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用磁贴压着两张自己与金晶的合影，他向记者解释：“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校庆、运动会结束后拍的。她（金晶）很了不起，我敬佩她！”
书柜里，最显眼的不是大部头，而是一对龙凤胎儿女的照片，还有一排颜色很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5月下旬，他要去美国搬家，把整个家搬回北京，太太和孩子也回国。
他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记者问：“那不是太可惜了吗？”他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面对那些开放式的问题，比如：“你觉得青年领袖该是什么样子?”他会停顿很久，然后解释：“我犹豫，不是因为想不出来，而是因为想到的东西太多，我得把他们排排序，说最重要的。”
而对另外一些带“最”字的“限制性很强的问题”，他会觉得：“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
问他：对你影响最大的书、电影是什么？
沉吟良久，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长期地说，没有。”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
这句话不只是抱怨，他是认真的。
他说：“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比如，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先介绍其领导职务，然后是耀眼的光环比如院士、获奖等等，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很少评论该人对科学研究的贡献。”
他觉得，这样不好，“这个人会被神化，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
他甚至说：“两人认识了之后，在平时的学术、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比如某教授开口闭口称呼另一位教授某某院士，或某某院长，或某某主席，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学术人之间，互称‘老师’足矣。”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从前我总是叫他“蒲先生”，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治学的圣人，对名利毫不关注。甚至得到了诺贝尔奖都是意外！传说：“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半夜被叫醒，然后觉得很意外的。”他批驳，“那不是真的。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而不是获奖。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如果得不了的，心情郁闷，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
他说：“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科学家神化了”。
他会反问：“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
“这些神化的东西会让年轻人觉得高不可攀，对他们的进步是阻力。”
谈到自己“大牛施一公”的名声，他叹了口气，说：“看现在网上炒的，骂的，甚至支持的，其实真正认识了解我的人并不多。”
他说：“真实的我一点都不神秘。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有追求、但是也有私欲、有平常心的人，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学术做得还可以。”
这一年
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吃饭，在食堂解决；想运动的时候，去操场跑几圈。住处离学校近，走路15分钟，骑车 5分钟。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二八的旧车用来代步。
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施一公自己给出的评价是：“还行”，他给自己打了80分。
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他要去练习长跑——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隔天一次的练习。跑步，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短裤。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然后拉伸、扩胸、压腿……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卡着秒表，一圈圈计时，最后分析：何时该加速，哪一段还有潜力……据说，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一位从实验室被“忽悠”出来跑步的学生说。
那天，因为扭了腰，成绩一般。回实验室的路上，他向记者解释：“不是为了比赛，主要是锻炼身体。”数月前，清华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在结尾说：这个人要“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十Q:
Q1、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施一公：对生活现状满意，对学术现状不满意。满意就坏了。
Q2、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施一公：自信。不是虚张的自信，是表现在所做的事情上的自信。
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我个人可能只是不断的成功，但我几个学生身上的这种自信心，让我都很敬佩。比如柴继杰，他是在工厂里工作过几年后又考回来做博士研究生的，最开始
底子非常差，但最后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凭借的就是这种自信，哪怕是不断失败，仍然努力进取，没有丧失自信。
Q3、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施一公：理解呀，为什么不理解？我喜欢看历史片、读历史书。
Q4、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
施一公：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对你的领域呢？
施一公：不要急功近利。过分看重应用，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性的做一些工作。
当然，偏重应用不是坏事，但鼓励应用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宣传的。应用是不需要鼓励的，（有利可图的东西），自然会有人来开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但要在更深一个层次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科技，不能单靠这些东西。
Q5、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
施一公：当然会有影响，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但我认识的朋友……还没听说谁受严重冲击。另外，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好的影响可能多一些。
今天的中国科学界是不是正面临一个归国潮？
施一公：已经开始了呀，千人计划不就是吗？
Q6、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施一公：没有理想、缺乏精神支柱。
你有没有自己崇拜的人？
施一公：我从来没有崇拜过什么人，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呀，我会欣赏、佩服，但不会崇拜。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崇拜的话，可能是父亲。
Q7、您如何理解青年领袖一词的？你觉得，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施一公：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引起大家共鸣的人。很多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我觉得也当得上领袖一词的。比如：去年当选“全国十佳大学生村官”的清华学生周培良他们。
Q8、权力、责任和个人自由，更看重哪个？
施一公：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比如，当年我选这个（生命科学）可能就是来源于责任。当时别人忽悠我，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比较重要，我觉得生命科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选择了它。当然，现在看来，这话没错，我的选择也没错。
无私奉献这个词，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也从不要求周围的人要这样。对自己个人利益的一些追求，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很简单，根本没有什么冲突。
没错，在中国，一个好的政治家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但从长期来看，从更广泛的地域上来看，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
Q9、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施一公：这个要看情况。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那边大约刚好晚上8点。那时候，哄他们睡觉最重要。
Q10、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施一公：日子过得还行，很充实。不安？当然有。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
(本文删节版见《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