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全球化的扩张

马达

冷战后的这些日子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威胁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集中的，而是一系列分散的、跨国界的：圣战恐怖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温室效应、能源短缺、核武器储备升级，还有目前可能威胁生命的猪流感。
这些分散的威胁正日益加剧正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加速愈演愈烈。全球即时通信以及快捷的出国游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影响。无论是银行倒闭还是病毒流行都不再仅限于某些地区，而很可能瞬间波及周边领域，并给复杂的全球体系带来严重影响。
我们该如何应对此类情况呢？是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性机构来应对跨国威胁，还是依赖于分散的地区性组织和各国政府呢？
2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 G. John Ikenberry就采取集中的措施应对全球化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美国应设立一系列多国机构来处理全球性问题。几个超级大国应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构...通过资源共享来应对未来多变的不确定因素。”
从这个角度分析猪流感的话，你可能会认为全世界应寄予世界卫生组织更多力量，让他们能对疾病的传播进行分析，对何时对何地区采取隔离加以决断，采取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应对措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最近就不会发生因区域性措施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纠纷了。欧洲禁止美国公民赴欧洲旅游，这惹恼了美国。乌克兰限制进口猪肉。因担心猪流感大爆发，各国正在减少国内活动并对国外来访设立了诸多屏障，这些可能会使得限制措施愈演愈烈。
这些威胁的真实性不容质疑。但目前为止我们并未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从对猪流感的应对机制来看，采取分散的方法还是最好的。虽然危机发生没几天，但我们已经看到应对措施覆盖面广且积极有效。
首先，区域性措施的实施会相对较快。墨西哥在第一时间关闭了学校并取消了一系列活动。考虑到目前并没有出现病例并且已经有一家诊疗机构，美国的反应就不那么迅速了。
周一，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张纽约市医疗特别官员Thomas R. Frieden博士正主持危机应对会议的照片。照片很好反映出地方应对危机的情形。与会人士身着马球衫而不必穿正装—对当地的突发情况进行激烈讨论。
如果换成一家国际机构的话，这些地方官员可能就不能这么随意了。官员来自各个国家，将导致权力不再那么集中，而该机构就不得不采取投票的方式对内部分歧进行协商，而且同其他国际会议一样，进程颇为迟缓。
其次，分散性措施更可靠。人们在危机中自我保护是最有安全感的。他们只相信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对灾难和外来威胁持相同文化态度的人，能合法得做出艰难抉择的人。这些都是人性的特点。如果要限制出入自由，那也应当是让自己选出来的而不是让陌生人发号施令。
最后，分散的措施能合理应对不确定因素。从采取应对措施来看，这点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有一个非正式的科学家网络，这些相处多年的科学家们相聚一起对隔离和感染级别等内容进行沟通理解。当然还有很多他们不理解的内容。
一个全球性应措施导致执行方法的单一。分散性应对措施将带来更多的实验性。
猪流感危机爆发有两点原因。从疾病本身上来讲，爆发猪流感的网络错综复杂。病毒本身发展，人类活动导致传播，环境因素致使病毒升级，这些恶性循环都使爆发变得更严重。从社会角度来讲，人们在心理上对疾病无比恐惧，于是谣言四起、报道不断更新、在Tweet上评论纷纷，专家发出诸多警告。
正确处理多样性、分散性、潜伏性问题的方法是建立相应的权力机构：地方官员、政府机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能像问题本身一样，做到随机应变。
猪流感不仅是医疗领域的突发事件，也是教我们妥善处理21世纪全球问题的试金石。辅助工作是最有效的。